2007-4-9 01:23
purplefire
談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十日談》
[size=4][color=darkorchid][b]【明報專訊】上星期談到邱禮濤導演的新片《性工作者十日談》，意猶未盡。今天愈來愈對判別三級片的標準感到迷亂，究竟什麼樣的電影，才算是三級片呢？一個三級鏡頭或意識都沒有的《性工作者十日談》，為什麼會要18歲以上觀眾才可入場呢？偏偏，影片拍來，正是希望18歲以下的觀眾也要理解的課題。
我們似乎都有一點對三級片的廣泛共識，就是影片中含有意識不良的成分。但想深一層，「意識不良」的判定，其實是十分嚴厲的指控，18歲以下不得入場，即是說，影片會教壞細路。於是，從廣義來說，被掛上三級標誌的電影，多少帶有負面的形象。好了，什麼才算「意識不良」呢？意義可以很廣闊，表現起來也有不同方式。但若以《性工作者十日談》為例，唯一有機會被評為三級的部分，就是演員說了幾句粗話。沒有刻意計算，但加起來約五、六句左右。
什麼是意識不良？
說粗話，算不算三級片呢？在荷李活電影中，不盡算。荷李活電影幾乎部部都有「F」，只列為限制級，說起來，香港表面上真是道德廉潔的社會。首映當晚，演員也不忘為自己說話，指片中說粗話的只是角色，不是現實中的自己。香港明星不能承認自己是會說粗話的人，這是形象。構成形象的成分，部分來自雜誌的標準，明星說粗話，會變成新聞，而且是負面新聞。
如果是一部描寫性工作者的寫實片，觀眾會以為人物個個都出口成文嗎？其實《性工作者十日談》對「說粗話」這個寫實部分，已經表現克制，所出現的「五、六句」，都是角色在異常激動的狀態下，發出的助語詞而已。當然這裏不是為粗話說好話，只是在反思三級片這個「銜頭」，有時真正叫電影太沉重。
影片講的性工作者，主要是屬於舞廳小姐這一類。其實在今時今日香港，舞廳小姐在性工作者範疇之中，反成了少數族群，正如戲中所說，舞廳夜總會事業已屬夕陽工業，更多有關性交易事業其實已轉移到《金雞》所說的一樓一鳳，或《榴槤飄飄》在街頭捕捉的「馬檻小姐」。戲中為行業分級，能當舞廳夜總會小姐是中上級，因年老或姿色欠奉或有毒癮或變性的，只能成為「企街級」，但這都是傳統的理解。
四種妓女處境
故事集中提到四種妓女處境：朱茵演的媽媽生是幾個男人的共同情婦，左右逢源的最後結果是滿盤皆落索；蔣雅文演年輕舞小姐的日與夜，白天是鄰家女孩、晚上化身艷女，因自卑而未敢接受純真感情；內地演員演的北姑「Happy」，日日笑臉迎人勤力不已，樣靚身材正難得仍堅守「專業」，重視自己的「職業」，旨在上岸回鄉才重新做人，與港女成強烈對比；李逸朗演變性企街與鄧建泓演二流男妓構成一對，變性人的開朗令生活不快的男妓重新找到人生目標。
幾個都是典型的妓女人物故事，但就嘗試從典型的個案中，重新認識及進入妓女們的世界，看一看她們雖典型但被忽視的一些真實情感和生活困惑。作為一個sex supplier，她們從不懷疑工作的本質，因為她們都清楚知道這是一個手段一個過程，着眼的是能達成的目標，談的是exchange value。朱茵、內地妓女、李逸朗都有清楚目標，鄧建泓是悲劇人物，蔣雅文角色佔戲重，但就顯得個性模糊，只是天水圍問題家庭孕育出來的問題少女，她沒有個性和理想，成了眾角色之中的一片空地。這令人想起，《金雞》叫人感到難以接受的地方，正是金雞敬業樂業之餘，似乎是甘於作為sex supplier及sex tool，並以此為終極目標。
性工作者的共鳴
戲中提及妓女的名稱，可以是什麼。可以是性工作者，是性工具，還是索性叫做「雞」？性工作者是旁人禮貌的稱呼，妓女不介意自稱做「雞」，因為她們感覺掛「性」上口更尷尬，更重要的是，如果「性工作」是一種對行業的「專業認受」，也許更令她們感到彆扭，因為她們沒有人希望像「金雞」一樣，以此為終身事業。在嫖客與妓女的邏輯世界，沒有反歧視或反父權意識，因為弔詭地這正是賴以維持性工作世界的一套價值觀，如果每個男人都視每個女人如偉大的母親，大概性工作根本不會出現。《性工作者十日談》帶出可討論的話題很多，社會需要對性工作者有多一點正面的認識，但反諷的是，若如戲中吳日言演的性工作者權益會義工那樣，一切要從父權社會或性別問題的衝突說起，就注定未能真正得到「性工作者」的共鳴了。
《性工作者十日談》小資料
導演：邱禮濤
演員：朱茵、余安安、蔣雅文、李逸朗、鄧建泓、董敏莉
文：皮亞
策劃：林震宇
編輯：葉旺文[/b][/color][/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