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7-21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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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左派的躁狂與憂鬱--回歸十年觀《老港正傳》
[b][size=4][color=indigo]【明報專訊】[/color][/size][/b]
[b][size=4][color=indigo]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回歸十年，在種種膚淺蒼白的慶祝活動當中，《老港正傳》觸碰「老左派」這個從未在香港銀幕上呈現的課題，也算是別開生面。
雖然老左派在香港源遠流長，對香港文化構成的影響既深且廣，但自80年代以來，老左派刻意收起「左派」形象，以求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策略，已做成香港新一代對「左派」傳統的認知嚴重斷裂的狀况。
可是，《老港正傳》並沒有正視這段塵封了的歷史，而是將這段歷史嵌入一個以個人悲歡離合為主調的煽情劇架構當中。對於渴求在片中填補失落了的歷史空白的廣大觀眾來說，《老港正傳》的左閃右避，洽好說明了電影敘說人在面對這段香港左派歷史時的左支右絀。
一些影評人將《老港正傳》安置在中國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及以謝晉為首的「傷痕電影」的傳統，的確有其道理。因為傷痕文學和傷痕電影面對歷史的複雜、歧義和創傷之時，往往都是以濃重的煽情色彩塗抹、遮掩過去，將歷史和社會力量人格化、個人化，並以家庭作為歷史危機的避風港。可是，《老港正傳》卻缺乏謝晉式煽情劇中忠奸黑白二分的救贖敘事。電影裏頭可以說盡是正派人物，而無反派人物。相反，故事的骨幹是「金雞」式那種不斷跳越，無由解釋，沒有英雄但會自動推進的歷史，以及在底下演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人物。
小人物的悲劇就如主角左向港(黃秋生)在妻子秀英(毛舜筠)死後所說：「時間全部錯哂！」——因為小人物在無言無語的大歷史步伐面前，最終的悲劇就是與時代、時間的錯位，把握不住時代的方向。
將電影鏡頭充當無情歷史判官，俯視大地，憐憫小人物，出色的例子是荷李活的《阿甘正傳》。《老港正傳》的實際效果，其實就是將「老左派」打造成香港「阿甘」——只有一股坦白、樸素的愛國心，卻又毫無自覺能力和主體性，去掌握狡獪無常，卻又無所不能，至高至大的歷史旨意。
所以，如果傷痕電影是要以煽情劇的方式迴避歷史創傷，是要轉移視野，突出共產黨富於彈性的自我修復能力，卻始終證明共產黨還是掌着歷史的舵，還能從創傷中救贖了意義渺茫的歷史的話，《老港正傳》卻只是在溫馨煽情的遮掩底下，以無堅不摧的資本主義巨輪為名，自虐地觸碰這些傷疤，暴露這些傷疤。
事實上，這種寫成像「阿甘」的老左派形象，和主流刻版印象中令人生厭生怕的「維園阿伯」形象，只是一個銅錢的兩面。「維園阿伯」是毫不掩飾的躁狂，左向港版的「阿甘」，則在無辜底下埋藏着一種憂鬱。
根據弗洛依德，躁狂和憂鬱都只是哀悼失敗或拒絕哀悼的病態結果，因為兩者都無法與失去了的東西重新建立關係，歷史創傷因而無法治愈。香港老左派常見的躁狂與憂鬱，都是未能安葬／哀悼自己失敗了的過去的結果。
歷史創傷 從沒好好治療
蘇東波之後，西方左派對社會主義江山瞬間敗亡，耿耿於懷，早有論者以「左派的憂鬱」反思其進退失據、一蹶不振的窘態，因為這些西方左派，拒絕對社會主義的潰敗哀悼。觀之香港老左派，卻早因文革極左之失誤、六七期間要求提早回歸之失敗而傷痕纍纍。可是，香港老左派這段段歷史創傷，卻從沒好好治療。失去的夢想、錯置的目標、浪擲的生命歲月，歷史至今仍未有一個說法。暴動／抗爭中的那些傷殘死難，數十年來如荒野暴屍，未得安葬，無從哀悼，更遑論紀念。
將荷李活的「阿甘」形象，覆蓋在香港老左派身上，甚至可說是對老左派另一輪殘酷的嘲弄，因為「阿甘正傳」當中被美國歷史拋得暈頭轉向的，其實是一個天生智障的阿甘，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什麼偉大理想。然而，香港老左派的憂鬱背後內藏那種「反過來對準自己的憤怒」，卻是因為一個又一個「崇高而又偉大」的理想逐一失去。而老左派之所以為老「左派」，卻正在於他們當年自詡在眼光、分析、遠見，都比沉淪在殖民地當奴才的本地主流社會高明：他們曾經有理論、有分析、有判斷。
回歸十年，為老左立傳，頗有為左派理想年代送葬哀悼的弦外之音。可是，現實當中，老左派們能接受以香港的「阿甘」，為失去了理想的自己造像嗎？答案如非的話，左派躁狂與憂鬱的日子，恐怕仍然沒有遠香港而去。[/color][/siz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