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缺乏爭議的爭議性議題—從奧運聖火到通識教育
奧運聖火傳送，一邊有民眾夾道歡迎，另一邊則有「雪山獅子」擋路。根據時下流行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個富爭議性的議題。然而，我們從傳媒看到的，大多是護送、迎接聖火與阻礙、抗議傳遞的對峙，不同的只是今天的鏡頭在英法，明天轉到南北美，後天於非洲重演，最後回到亞洲。重複的報道，相近的畫面，除了呈現了傳送聖火確是一個容易引起爭拗的議題以外，社會輿論似乎並沒有為讀者提供太多深入的分析和討論。
為什麽不少海外華人熱切期待聖火的經過？他們支持些什麼？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還是在捍衛奧運的精神？期待聖火與近年他們身處的海外環境和中國的國際位置有關嗎？如何相關？另一方面，為什麼有不少藏民和其他族裔的抗議者要針對奧運聖火傳送？他們在抗議、爭取些什麼？是支持藏獨嗎？還是只是爭取自治？或是不滿國內的人權狀况？為什麼要支持藏獨、爭取自治、改善人權？這些要求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理據又是什麼？缺乏對這些問題的深入分析，只因為可供爭議和天天見報，便選其為通識教育議題，這樣真可促進有意義的爭議和開拓學生視野嗎？
未及了解事件的歷史脈絡，就急不及待要求學生羅列和評論議題的正反觀點，甚至提出自己的意見——除了鼓勵訴諸常識、情緒甚至偏見，又或是重複各打五十的套路以外，還可以產生什麼效果？這樣的通識教育，是窒礙思考？還是培育識見？
為什麼富爭議性的議題變得乏味？
缺乏深入分析的「爭議性議題」，很容易變成無意義的爭拗，遠離通識教育強調的批判思考、多角度思考、欣賞多元價值。不幸的是，聖火傳送事件似乎並非特例。中國加入世貿、香港訂定最低工資法、複製技術的研發等「富爭議性議題」，在課堂上引起的，更多是依據社會常識和個人習見的「爭」拗？還是建基於仔細研究和具體歷史或社會脈絡的「議」論？
在香港的教學環境中，選擇以方便爭拗的議題在課堂討論，對學生而言，很可能只是不斷重複簡化了的正反對立觀點，變成無意義、儀式化的例行功課。「富爭議性」的議題變得缺乏爭議，與傳媒和學院未能為讀者和師生提供深入的報道和分析自然有關，而這也許是源於這些生產和傳播知識的機構受制於資訊或學術市場的壓力和(自我)政治審查的文化生態，也許是歸因於讀者和師生消費知識或資訊的惰性。
對通識科的師生來說，由於課程內容廣泛、課節有限，考試設計往往又要求學生根據試題提供的有限資料來提出個人意見，在經常趕課和習慣於一兩小時完卷考試的急促狀態下，師生都容易變成不求甚解的快速思考者——能夠在短時間內指出每個議題的正反論點，並給出個人意見。自然，缺乏深入的分析，這些論點大多只是一些常識習見，個人意見也很少會超出「我認為」、「我覺得」的水平。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選取正反立場清晰、容易爭拗的議題，借助報章、電視、互聯網上的快速資訊來教學，自然可以理解，但卻很可能令「富爭議性」的議題變得乏味。
學校以外的社會脈絡，包括近年十分流行的公關事業、spin doctor，使知識轉化為宣傳和表演；而強調要向青少年「灌輸」正確(性)知識和道德價值的流行說法，前提是把學習等同為灌輸，思考爭論自然變得沒有必要；再加上我以往的文章提及的民粹政治氾濫、反智文化成風，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富爭議性議題」就往往只剩下簡化了的正反觀點之「爭」，失卻了開拓思想和價值的「議」。在如此社會脈絡下，嘗試以方便引起爭拗的議題來促進多角度視野和理性思考，恐怕並不容易。
重思爭議 開拓思想
由此觀之，要拓展視野，正反立場過於鮮明的「爭議性議題」，往往並非最佳選擇。相反，平常不過的事物，或被視作理所當然的觀點，也可引導出有意義、富爭議的討論。例如一張摺椅，對大部分人來說，可能都會認為是用來坐的，沒有什麽值得爭議的地方。但對嬰兒和孩童來說，摺椅很可能只是他們多種玩具之一；對藝術家來說，則可以是充滿美學元素的載體；而對受到武力攻擊的人來說，摺椅就可能會變成用作自衛的「十大武器之首」。因此，把摺椅命名為摺椅，只剩下坐的功能和意義，不容許嬰兒和孩童拿來玩耍、成人用作為武器或藝術家去塗鴉，對以玩耍為天職的嬰兒和孩童、對創作意欲澎湃的藝術家、對經常處於戰爭狀態的成人，這樣的命名，恐怕並不那麼理所當然，而是十分富爭議性的。換上新的視角，摺椅這本來沒有什麼可爭議的事物，也可以開啓有關命名的文化政治的討論，或反思語言的性質和我們思考的慣性。
換句話說，對大多數人都習以為常的觀點，如果能改用一些「常人」以外的目光重新審視，有意義的爭議也就可能出現。例如對體能「正常」的人來說，不設電梯的行人天橋自然不是富爭議的設計，但對體弱傷病的人來說，卻不啻是一種行動的障礙甚或是疑似設計上的歧視。
尼采曾指出，所有事物都隱含多義性。例如家庭和「家庭」的概念，如果它重視的是生活中的關愛和照顧、喜悅與憂傷，而非貌合神離，甚至包含壓抑與暴力的血緣關係，那麽「家庭」就不僅僅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logo所表述的內容——異性戀父母與子女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多義的家庭是否還可以同時是同性戀人或獨居社群的住所？又或包括菲、印、泰傭周日結集同鄉、親友、至愛的公園一角？甚至是部分青少年和成人為尋求慰藉而竟日流連的網吧？循此思路，重視家庭未必等同只承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如果同性戀人共同生活也可以是一種家庭，那麼「鼓吹同性戀會破壞家庭」的習見便不再理所當然；而家計會除了服務典型的異性戀婚姻，是否應該同時指導獨居者的「家庭生活」？或思考如何改善印、菲、泰傭設於公園角落的「周日家居」的環境？這些也是很可以成為富爭議性的議題的。
深受尼采思想影響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也認為常識習見中的概念，傾向約化世間的差異和複雜性，使討論變得乏味，令個人意(偏)見轉化為泛泛之論，彰顯的往往是思考的惰性和失效。對此，尼采呼籲要重估一切價值，他要求的並非在既有的價值準則或所謂「客觀事實」中重新推導和評價已成常識的正反道德，而是根本地、創造性地提出用以評估價值和知識的新的標準和區分框架；德勒茲則強調創造新的概念，讓思考能超越既知的常識習見，開拓嶄新的視野和經驗。他們的一個共通的追求，是對差異的肯定，拒絕在預設的對立項中尋找絕對的價值，也反對各打五十式的相對主義。
也許，通識教育需要的並非是正反對立的爭議性議題，而是在蒐尋、剪貼快速資訊以外，補充一點深入的閱讀。如果尼釆、德勒茲的書有點抽象，不妨同時讀點漢族、藏民，以至海外華人的歷史。只有多讀一點「正常」視點以外的書，我們才能夠在理所當然的日常事物中發現值得討論的議題，才可以在選擇政治與奧運這類「富爭議性」的議題時，超越二元對立的選項，反思傳媒的常識習見，產生有意義的爭議。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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